“老师们不敢说的话，我来帮他们说，他们如果不做兼职，真的只能养家糊口！”日前，处在舆论风口浪尖上的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周忆军(阿忆)在北大校园的草坪上，首度就目前网站热炒的“北大副教授哭穷”事件进行了回应和解释。（《新快报》9月23日）

　　拿4786元的月薪，在外人看来，的确是笔可观的数目了。然而，生活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联系到教授这样身份的人，考虑到教师这种职业的人，教书之外，大部分老师都有科研任务，而且想要晋升职称，还有发表论文和写专著的压力，以及阿忆所列出的4786元的月工资单和每月消费入不敷出的状况，也就不难理解“如果不想办法增加收入自救，凭那点工资不能活下去”的道理了。

　　孔庆东为阿忆辩护的话，更让人确信高校教师的无奈和苦衷。看一看老孔的愤慨陈词：我们中文系还有许多年轻老师的收入连这个都达不到，有的每月只有2000元左右；我们中文系，不但没有给老师发过电脑，连个闪存、手电筒都没发过，报销一张火车票，都要再三核实；我们中文系的老师没有自己的办公室，连一张属于自己的办公桌都没有，连中学老师都不如。北大尚且如此，作为地方高等院校的青年教师，我感同身受，处境和待遇更是不值一提。月工资千元，不及中学教师的一半，勉强达到温饱线。若每月来一两个朋友，连招待费都成问题。尤为可怕的是，像我们这样的人，一没有钱，而没有权，三没有地位，四没有身份，没有房产没有车，谈个女朋友都成问题，都毕业一年多了，依然是守着单位的一年陋室，孤身一人。

　　老师也是凡人，没有理由用圣人的标准来时时处处苛求老师。对从事任何一种职业的人，社会必须首先承认他是个普通人，满足他作为普通人需求的一切，然后，再对他提出更高的目标和追求，如果总是给他提出很高的目标和要求，而忽略他作为普通人的一切需求，那么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必然大多数处于苦恼之中，而且，这个职业也肯定不会有大的吸引力。我们同样应该明白，“单纯的精神崇高不是社会主义”，过分以理想化的“圣人”标注要求所有教师且对教师缺乏人文关怀的认知行为，无疑是异化教师职业的错误意识，暗含有极大的隐患。那种超越了“教师也是人”的偏激做法，将教师主动争取回报就应对教师发出道德的谴责的行为，显然是对教师认知的一种扭曲。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高校青年教师是弱势群体。目前高校中，几乎所有青年教师在谈到面临的问题和压力时，都会一口气说出这些项中的几项甚至是全部。许多青年教师认为，现在各级各类科研项目、课题很多，但是机会不均等，资源分配贫富差距很大。资历和学历向来是高校教师必须面对而又难以逾越的重重高山。要完成梦寐以求的科研课题，发表论文，评上高级职称，拿到最高学历，当然几乎使他们无暇去休闲娱乐。没有科研成果、高级职称，还要面对的比自己资历老得多的教师，只能迫使他们拼了命地“惟钱是瞻”，卯足了劲儿追求高学历。本来，高校是尊重知识、人才的地方，遗憾的是却一直没有摆脱职称和人才的世俗部门化色彩，根本不能够为追求上进的年轻教师提供施展抱负和才华的空间。

　　一位国外著名大学校长说过的一句话：高校应该是承载社会智慧的平台。但现在中国高校青年教师面对的，更多的是诱惑甚至是陷阱。三六九等，截然分明，高校年轻教师被社会搁置在遗忘的角落。此时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年轻教师不知疲倦地在外兼课，为什么年轻的他们有精力却无暇娱乐？是空前的生活压力，是腐朽的等级观念，还有无休止的条条框框，注定他们在社会上、学术界一无所有。

　　在此，所能做的惟有呐喊，希望社会对高校教师多一些认知和理解，也希望各高校能够切实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树立科学的人才观，为层出不穷的青年人创设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