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里到底能不能接纳异己？能否兼容并蓄？高校为什么出不了大师？高校为何缺乏创造力？多多少少都可以从中得到一些答案。”

　　以提出“大学衙门化”而著称的“明星级”学者张鸣最近遇到了麻烦，他被撤去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主任一职，几天前他给本刊记者打电话称“可能连教授都要被解聘”。

　　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张鸣说自己为一个学术人才评教授职称仗义执言，却因为顶撞院长而被撤职。

　　这位经常在报刊上就公共问题发表评论的学者正在使自己的遭遇成为公共事件。他接连在自己的博客上就此事发表文章，一周内，他的博客点击率从100万骤升至150万。

　　事件的另一方，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景治连续发出四封公开信予以回应，认为撤职的程序没有问题，并多次指责张鸣的所作所为破坏了学院的稳定。

　　一时间，网上热议如潮。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一些教育界人士认为，张鸣撤职事件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私人恩怨。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一位副院长认为，讨论张鸣事件本身意义并不大，关键是给人们的启示。他一连向记者作了几个反问：高校里到底能不能接纳异己？能否兼容并蓄？高校为什么出不了大师？高校为何缺乏创造力？多多少少都可以从中得到一些答案。

　　行政完全操控了学术？

　　张鸣说，他觉得自己被撤职的直接原因是去年学院的一场教授职称评审会。“我两次发言极力推荐候选人萧延中，都被院长李景治强行打断，我当时非常愤怒，向他表示‘请您让我说完’，他的脸色很难看”。

　　记者了解到，张鸣是1996年毕业留校的，他主要研究中国制度、农村政治与文化，出版多部专著。2006年4月，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师代表进行投票，张鸣高票通过当选系主任。

　　然而，任职不超过一年，他便被国际关系学院宣布撤职。张鸣向本刊记者抱怨说，在撤职之前，没有任何人找他谈话，整件事从程序到手续都是违规的。“萧延中的学术地位人尽皆知，我在捍卫学术的权威，却被粗鲁地撤职”。

　　3月16日，张鸣开始频频接受媒体采访，讲述自己对撤职事件的看法，他还在自己的博客上撰写文章公布自己被撤职的内幕。3月12日他写的《也许，我将被迫离开人民大学》一文，短短几天内点击率接近7万，留言超过千条；后来又写了《我为什么与领导结下梁子》《我已经荣幸地被撤职》等文章；他还应邀到天涯社区、博客中国进行网络访谈，参与讨论的网民众多。

　　随着媒体报道和社会舆论的跟进，人大国际关系学院的压力越来越大，院长李景治先后在学院网站上发出《团结奋进，努力建设和谐国际关系学院——致全院师生员工的一封公开信》、《谁要“逼”走张鸣教授——人大国关学院致全院师生员工的第二封公开信》《国际关系学院是怎么评职称的——致全院师生员工的第三封公开信》等4封公开信，与张鸣在网络上展开了交锋。

　　在这些公开信中，李景治总结了人大国际关系学院发展的种种不易，呼吁全院教职员工以大局和学院的发展为重。针对张鸣所说的“政治学系一直得不到学院重视”的说法，李景治回答说，在全院21位教授中，政治学片教授占12位，这充分、最好地说明国际关系学院并没有对政治学的轻视。

　　李景治描述张鸣是一个专横的人，不许其他人提出对萧延中评教授的不同意见，还说要是萧评不上就是“天理不容”。李解释道，政治学教授岗位已满，无法再拨给申请名额，后来萧延中是在学院领导的极力争取下才评上教授的。

　　张鸣反驳说，人大国际关系学院的所有问题，都在于“行政完全操控了学术”，“教授的力量实在太小了，在这种教育体制下，领导让教授方就方，让教授扁就扁，更痛心的是在这种教育体制下，人才将被培养成奴才”。

　　参加论战的范围在扩大。此前一直保持沉默的萧延中公开向媒体表示，李景治公开信的内容“不属实、不恰当”，自己“感到非常吃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萧延中写了《致李景治院长的一封信》，出现在网络上。信中称，当时“十分憋屈”的他直接给校领导写信反映了情况，“学校领导不仅亲自过问了此事，而且学校职能部门还根据我的专长和学校学科结构调整的需要，提出了解决我的问题的具体方案。这使我大为感动。”“我绝对不认可您所说的意思：萧延中被评为教授是国关学院核心领导层积极争取的结果。”

　　高校管理体制又被热议

　　李景治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张鸣被撤去系主任一事，是学院领导班子职务范围内的事情，也完全符合组织程序，张鸣的一贯言行“早就不适合担任系主任这一职务”。

　　他还说，张鸣虽然被撤职，但仍然是博导、教授和政治学片导师组负责人，目前事态已“基本平息”。

　　但由此事件引发的各种讨论远未结束，网络上对张鸣的看法分为截然不同的两方。一方认为张鸣是哗众取宠，破坏学校稳定。一位叫“人大紫滕”的博友就在文章里列举了张鸣的“不诚、不信、不义、不勇和不智”，认为张鸣装可怜，想博得舆论同情，达到把李景治赶下台的目的；还认为张鸣言行不一，故意略去了事件一些最关键的细节。

　　但更多的人称赞张鸣是“反对强权的斗士”、“人大的英雄”，并把他与近两年批评高校管理体制、建议进行改革的陈丹青和丘成桐相提并论。

　　2005年底，著名画家陈丹青因为不满博士生招生制度，愤而向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提交辞职书，引发了一场大讨论；2006年，中科院外籍院士丘成桐质疑北大引进海外高级人才作假，引发震动；眼下，中国高教界又出了“张鸣事件”。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时殷弘说自己无意评论张鸣事件，但他表示这一事件大体反映了中国高校的一些现实状况，“高等教育管理太行政化的说法应该是成立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在应该考虑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了。”

　　时殷弘说，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确实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反映的主题重大而深刻，严重滞延了中国高教走向国际一流的步伐。“大学里的学术委员会，本应是行使学术权力的机构，但远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高校行政和高校学术息息相关，但两方需要平衡，行政权力是大学发展不可缺少的，但不能过于强势。”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人大国际关系学院的副院长认为，我国高校的管理体制很独特：高校由公共财政拨款，校长的权力远大于一般国有企业，掌控程度也远大于国企，能动员的资源更多，加上行政领导权力过大，很容易导致权力运行的无序化。

　　教育问题专家、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一直关注着张鸣事件的进展，他不客气地批评说，中国高校正处于一种缺乏人文气息、机械化、官本位和急功近利的窘境。“在一个行政化、等级化、权力至上的生存环境里，只适用丛林法则，即生存为第一要义。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我们甚至无法要求大学教授们去坚持‘做人’和‘做学问’的底线。”

　　张鸣认为，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高校学术与行政的矛盾并不突出，后来国家设立了“211”和“985”项目，经费多了，更容易激起利益之争，现行科研机制造成“有资源就是老大”的现实，高校资源崇拜远胜于学术崇拜，经过十多年的畸形发展，现在“到了该挤脓包的时候了”。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唐安国分析说，高校行政化的另一个原因是，随着高校近十年来的飞速扩招和发展，遇到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更多时候需要依靠行政力量调动社会资源解决，在这种背景下，高校的行政力量得到空前强化。

　　“我不是一个彻底的理想主义者，”张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教育体制改革是一个很长期的工程，我不奢望一下子彻底改好，但我希望能逐步改良。”(记者 程义峰 刘丹）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