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伴随着近年来大学扩招，校园文化的问题可能还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如果长期忽视，对中国大学的未来有很大影响。

　　毕：大学校园由硬件和软件构成。基本设施是否完备，风景是否优美，属于硬件。而校内长期形成的文化氛围、生活习惯和人际关系，则是软件。最近几年许多大学的硬件超速更新，但软件明显跟不上。

　　梁：我感觉大学的校园文化，要包括这几个方面：一是自己的传统，主要依靠教授的承传来保存；二是区别于其他学校的特点，包括教授的选拔、授课方式、学科水准等；三是学生间自然形成的风气，比如听课方式、住宿方式、自治程度、体育习惯、文艺风格、学生社团、学生刊物等等。

　　毕：中国的老大学里，大部分形成了自己的校园文化。比如北大是由旧而新，清华是由洋化而中国化，都有自己的特点。当年，教授有自己的派系和风格，学生有自己独特的活动方式，比如北大的《新潮》杂志、清华的《清华周刊》，都是学生主办的杂志，但风格明显不同。各种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更是风格各异。

　　梁：校园文化的形成和培养，需要较长的时间，但也与一个大学的制度和教育理念相关。现在大学扩招后，因为学生人数激增，校园比较分散，或建到新开发区，影响了校园文化的形成和优化。校园文化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如果一个大学里的教授上完课就不见踪影，学生没有机会与老师日常交往，不能感受到他们课外的生活形态，是很大的缺失。王彬彬回忆他的导师潘旭澜，最难忘的就是和老师一起聊天，喝酒；钱理群回忆他的导师王瑶，印象最深的就是客厅里老师的烟斗。这些风景，现在都不容易看到了。

　　毕：现在有些大学，可以说是有校园，无文化。新校园环境设计得不错，但校园文化明显不如过去。除了制度方面的原因外，这可能与对校园文化的轻视也有关系。大学毕竟和官场不同，和企业也有区别，就是要有相当的包容性，所以在校园文化的概念中，也要包括一些教授的个性乃至怪癖。我们听牛津剑桥的故事，除了它的制度和习惯外，各种趣闻和轶事也构成了校园文化的内容。

　　梁：校园文化的缺失，我以为与大学近年形成的选拔制度相关。现在高校进人，过分看重学历，而不太看重社会声望和专业声誉，所以校园中很难产生趣闻和轶事。西方大学中的驻校作家制度、学者访问制度，我们倒是学了一些，但没有学好，主要是没有形成长期的制度。好大学应该时时观察，把那些对社会和学生能产生影响的人物，以各种方式吸引到自己的校园中来。比如中国现在许多有名的作家、有名的学者以及其他社会活动的知名人物，如果大学能有建设校园文化的自觉性，我想会找到一些方式把这些人请到校园中来。能不能讲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人物的思想和行为习惯对学生的无形影响。当年加州大学请了张爱玲当驻校作家，多少年后还有读者去寻访张爱玲的踪迹。一个大学如果不能和各种各样的名人发生关系，不能有各种各样的逸闻流传，那是多么无趣。

　　毕：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大学恢复时期，有一个比较好的风气。当时人才稀缺，不少大学都容纳了一些有才华的人。因为历次政治运动，许多人才流落乡野。我记得当时山西某些师专一级的学校，启用了一些曾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或“右派”的人物。比如当时的运城师专，就有孙功炎、景克宁等早年在京沪教过书的人，晋东师专则有宋谋阳，这些人对形成当时的校园文化都有很大的影响。我在晋中师专念书的时候，中文系就养了一个据说曾给张学良当过秘书的老先生教古汉语。我见过这个人，他的古文字水平相当高，后来有一个中文系学生跟他学习，很有成就。这个老先生从不上课，学生有问题就去请教他。

　　梁：校园文化是一种无形资产，我们建设大学，不能光注意有形的东西，也要注意无形的东西。中国文化中有英雄不问出处的传统。我们都是从上世纪80年代过来的人，20多年过去了，可以说，当年中国高校中，以破格方式引进的人才，绝大多数是经得住考验的，在学术上做出了很多成就。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学院系统更需要从民间吸取活力。今天要建设校园文化，有远见的大学，不妨从全社会各个角落收罗人才。有人，才有校园文化。刘道玉当年请了一个没有学历的杨小凯，成为他教育生涯中最为人称道的一件事。这种事，现在还办得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