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秋，6所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将计划招收1．2万名免费师范生。在当今上大学普遍要交纳学费和毕业生就业率不高的情况下，这笔总计上亿元的国家专项资金的资助导向，凸显了鼓励师范生长期从教、终身从教的国家意志。

　　这项“免费”政策的核心部分在于每名师范生入学后每年可得到约1万元的资助。然而从中小学教师的实际供求关系看，却并没有像有些网友概括的“国家用4万元买断师范生10年青春”那么简单。因为教师职业多年来不足以令大学毕业生心向往之的局面正在城市悄然发生着变化：城市教师的待遇（工资、地方性津贴补贴）和福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保险）大大优于农村教师，就连职称晋级的天平也向城市教师倾斜，导致了近年竞聘城市教师岗位的激烈程度绝不亚于“小升初”择校，竞聘者中既有大量的名校学士、硕士乃至博士，也不乏来自县乡的特、高级教师。而在农村学校，很多乡镇学校在迈进21世纪后甚至没有过1名大本毕业生光顾，教师缺编严重，老龄化问题突出，

　　全国1043.8万名中小学教师中，农村教师占到八成，通过适宜的政策引导，给农村学校补充合格教师，对于解决城乡教师结构性失衡问题乃至新农村建设，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可是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我想上大学，就是为了离开农村到城市去脱贫致富”已成为在各地县中勤奋备考的大多数农村高中生“逃离家乡奔小康”的座右铭。另一方面，6所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也不约而同地加快了向非师范专业转型的步伐，每年的本科毕业生除考研、出国外，剩余部分也少有到农村从教的选择。比如其中某所师大1996年到中小学从教的毕业生有1100多人，迄今还在坚守的900多人，从教地点都不在农村。种种迹象表明，这些师范大学的办学目标，已经与农村亟待补充合格教师的需求渐行渐远。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省属师范院校的师范类专业数以及师范类毕业生服务于基础教育的人数也呈现出“双减少”态势。比如东部某所省属师范大学，非师范类专业已增至68个，在剩下的18个师范类专业中，毕业生从教比例也仅为2／3。校方对这种状况作出的解释是：为中小学输送大批新教师的师范教育已经走完了数量扩张的历程，而进入了艰难的质量提高阶段。

　　看来，如果说“去中小学当教师的主力军应该出自地方师范院校”已是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的明确定位，那么“让优秀毕业生担任城市的中小学教师”也已成为省属师范院校的主打方向。面对农村学校合格教师的断层危机，只有寄希望于政府在免费师范教育以外，继续投入专项资金实施农村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创新农村教师补充机制等来解决了。

　　不错，在吸引优秀考生读师范和为贫困学子拓宽上大学渠道方面，这项“免费”政策具有实实在在的明显优势。只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考生对上什么大学、读什么专业、毕业后从事什么职业的选择日趋多元化和利益化的今天，即使“免费”能吸引到优秀考生读师范，也并不等于他们毕业后就愿意到农村当几年老师。“为了上得起大学我会选择读免费师范，毕业时如果有好的机会可以不回农村从教，我宁愿如数补偿那些年的费用和违约金。”农村青年这种一定要走向城市的执着心态，社会应该给予理解。

　　既然谁也不能排除选择读免费师范者存在的种种动机，也不能避免发生有些免费师范生毕业就流失的现象，我们不妨考虑一个“后置补偿关口”的建议。所谓后置，就是规定凡签订到中小学从教协议的师范类和非师范类院校的毕业生，就能由政府一次性补偿其上大学的学费、住宿费和生活费。

　　只有创造性地推行这项“免费”政策，才可能回归国家资助师范生的本真目的并有望收到实效。回想我国当年上大学从享受助学金到交纳学费的历史性转变，那个“个人应承担部分办学成本”的官方理由言之凿凿，深入民心。如今，同样是由国家资助大致等额的费用，大学生是签订从教协议以获得就读期间免费，还是毕业时选择从教以获得后置补偿，对于他们学习积极性的调动和责任感、使命感的形成所起的作用是大不同的。况且4年大学生活不是静水深流，经历过一个个难以预知的成长变数，他们到毕业时如果改变当初的择业志向也是不足为奇的，在这个并非必须纳入诚信范畴的问题上，他们最需要的是社会的宽容。这些关于“与其让大学生选择读师范以享受免费，不如让他们毕业时选择从教以获得后置补偿”的理由，笔者以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