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是在校大学生，前几日和班上同学一起去一家福利院赠送我们的捐款，同时也看望一下在那里的孤儿。笔者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慈善活动，心里想象着见到那些孩子们的情景：一些很内向、很怕生的孩子，见到我们流露出真诚的笑容。

　　我们发现，这里的情景跟我们想象得完全不一样。这些孩子对我们并不热情，甚至可以说是非常不满。我们尽量想跟他们亲近，但那些小孩好像不太愿意搭理我们，有的甚至就像首长阅兵似的，大摇大摆地在我们中间徘徊，不时地用手撩起一名同学的志愿者证书，满不在乎地读着上面写的名字，大概是他们现在读的书确实太少，不少同学的名字被念错，比如一个小孩将“朱立华”念成了“猪头”……

　　有个男孩背靠着墙玩着手机，有名同学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啊？”“湖卓。”那小孩专注地玩着手机，头也没抬。笔者便接着问他“哪个hu哪个zhuo啊？”他不耐烦地说：“哎呀，就是湖泊的湖，卓越的卓。”同学们又问：“你今年读几年级啦？”“六年级。”说着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把手机朝一个同学手中一塞说道：“不好玩，没几个游戏１然后又转向另一个同学，“手机给我玩１他伸出手，眼睛直盯着那位同学，用命令的口吻说。

　　这时又跑来一个女孩，冲上来抓住笔者的衣服说：“把你的手机给我玩。”笔者有点尴尬，但却笑着从口袋里拿出手机，她一把拿过去便走到一个小角落去了。而我问她话，她只是有一搭没一搭地回答着，显然根本没心思跟我交流。

　　后来，我提出跟一个孩子合影，他二话不说同意了，眼睛直盯着镜头，面无表情。照片一拍完，他又接着玩起手机来。坐在他旁边的一个女孩一直聚精会神地看着电视，仿佛我们并不存在似的。她时而起身到房间里去拿些东西，但眼睛总是直视前方从来不看两边。有时她会和那些小孩聊几句，并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

　　房间里不时会有个中年女人来回穿梭，她是这些孩子的管理员。或许是因为太胖，她的眉毛始终是皱褶的，嘴向下撇着，可以想象她笑起来一定非常吃力。

　　大家逗留了一段时间后，简单的交接仪式开始了。学习委员拿着一个鼓鼓的红包，里面装着我们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凑齐的捐款。他走过来，手捧着红包走到管理员身前，用庄严而洪亮的声音宣布：“我代表全体同学为孤儿院献上我们的一片爱心１那管理员的嘴终于向上抬了抬，眉上的皱褶稍微伸展了些，但严格意义上说不能算是笑。接着是一片掌声……而那些孩子依旧各自在玩，那个女孩依旧坐在那儿看电视，仿佛什么也没听见。就在大伙儿准备离开时，那个看电视的女孩突然转过头，坐在原处大方地向我们说：“拜拜……”声音格外清脆。

　　坐在回家的公交车上，笔者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好像并不是做了一件好事。想象和现实强烈的反差，使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下来。我们是去帮助他们的，为什么他们丝毫没有喜悦之情？为什么那个女孩在我们来访时一句话不说，甚至看都不看我们一眼，但在我们最后走的时候却那么“热情”地向我们告别呢？

　　我想，对一个孩子来说，要抚养他并不仅仅是吃饱穿暖，定期给他生活费，也不只是一个稳定、卫生的住所，也不仅仅是帮他们缴纳每学期的学费。他们和其他有父母的孩子一样，还需要爱，需要除知识以外的教育：礼貌、尊敬、是非对错、宽容、团结……而这一切，一个笑一下都很难的管理员又怎么能够胜任呢？没有得到关爱和教育的孩子又怎么会和其他孩子一样懂得礼貌、文明呢？也难怪那些孩子会那么“不拘小节”。

　　而我们身为社会的一分子，向他们献爱心是我们的义务，然而我们也必须清楚，这个爱心只有是“献”出来的才叫爱心，否则就会变味，正如“嗟——来食”，那叫施舍，不叫爱心，又有谁会愿意接受这种“爱心”呢？那些孩子们跟我们一样，都有着强烈的自尊心，可能他们对这种别人的“恩赐”很厌恶了，这也就并不奇怪为什么那个女孩会有那样的态度了——他们跟我们一样需要别人的尊重，哪怕我们是以一个“恩赐者”的身份出现的；他们不需要我们庄重地在他们面前宣布，我们给他们捐了多少钱，然后像领导视察工作一样询问他们。其实，他们更需要的是朋友的问候、祝福。

　　然而一想起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就觉得很茫然。

　　笔者采访了另一个同学，她说：“上学期去过儿童村，那里的孩子父母都是服刑人员。我以为他们会因为我们的到来而兴奋不已，但我错了，他们更多地觉得我们打乱了他们平静的生活，我们这个所谓的‘献爱心’活动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或许在他们看来，自己只是被我们利用的一个工具，我们利用他们来‘保先’，‘评优’，而他们什么也得不到。

　　“我甚至觉得我们这种低价的怜悯和同情，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伤害或者说是一种亵渎。我们的目的达到了，因为我们可以冠冕堂皇地说我们献了爱心，但孩子们得到了什么呢？

　　“他们每个周末都会碰到很多像我们这样的人，他们根本不在乎，因为他们需要的东西我们给不了。相反，当他们看到一个正常家庭的哥哥姐姐幸福地生活时，会心痛，会难受，会更加孤僻，会更加扭曲……”

　　原载《中国青年报》

（责任编辑　高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