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报道中被称为“中国第一家经过教育部门批准”的“新私塾”，但沈阳“九雯学堂”显然不是全国第一家新私塾。此前，尝试进行全日制私塾式教育的上海“孟母堂”，因为被教育部门“叫停”而引发激烈争论；地处昆明的“乾元堂”则在舆论的关注之外安静地进行着创办者的“复古”式教育试验。

　　这个看似突兀的教育“复古”潮流，有着两个看似互不相关，却又有着内在关联的文化背景，其一，是遍及全国乃至整个中华文化圈的文化寻根浪潮；其二，则是学生，尤其是他们的家长，对现行教育体制的失望、不满乃至抵触。

　　第一个浪潮有着复杂到难以言说的成因和表现，以我们的观察可以看到的是，随着中国在由西方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中，终于从跌跌撞撞的被迫跟跑，逐渐喘匀了气息、调稳了步伐，由此，重新发现自我、认识自我，就成了一个民族共同的心理和文化需求。无论是“读经”运动发起者，还是热衷于“新私塾”教育的学生家长，都不过是这一大潮所激起的一朵浪花而已。

　　后一个背景则相对明确也更具个人化色彩。脱胎于西方教育传统的“现代”教育体制，在中国特有的紧缺背景下，演化为日渐僵化的应试教育模式，在实用主义的理念主导之下，评价标准的单一、教学内容的干瘪、教育方法的僵化，确实在相当程度上扼杀了孩子的个性和多种可能的发展空间。尤其是对于那些对自己的孩子抱有非常期待的家长，逃离这一刻板的教育体系，几乎成为履行父母职责的第一要务。“新私塾”给了这些家长一个最为丰富的想象空间，传统文化、中国情怀、知书达理、仁者爱人，几乎一切都与现行教育体制的负面形象针锋相对。

　　但这些家长们似乎忽略了一点，不管那些以读经、习礼为主要内容的“新私塾”式教育试验，展示出多少现行教育体制所不具备的魅力，也不论这种教育模式在中国历史上创造过多么辉煌的文化传统，都有一个重要的缺陷无法弥补，即他们所提供的知识并非现代公民所必需的公共知识。一个饱读诗书的学子，可以成为畅行于传统社会的士大夫，却可能是现代社会中残缺不全的公民。现代义务教育的基本职责，是为全体公民提供基本的公共知识，和基础的公民养成教育。因此在几乎所有的现代国家中，义务教育都是对政府和公民的双向约束。

　　据报道，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在家教育”也日渐红火，据称目前至少有100多万美国孩子接受“在家教育”。这一事实也成为“新私塾”主办者和家长们时常引用的旁证。但由教育主管部门举办的每年四次的集中考试，却可以保证接受“在家教育”的美国孩子，仍然能够获得义务教育所规定的基本知识。

　　上海教育主管部门以不符合《义务教育法》而叫停“孟母堂”，虽然在情感上会造成某些学生家长的抵触，但也并非如他们所理解的那样完全是压制新生事物的滥权之举。如果一个全日制的“新私塾”，明确排除义务教育相关法律所规定的教学内容，则确实有可能与义务教育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相抵触。教育自由并非全无约束，接受教育，且接受某些必需的教育，既是公民的权利，同时也是应尽的义务。

　　因此，“新私塾”教育的未来，有两个可能的发展方向，其一是在教学内容中，加入义务教育所要求的教学内容，使其成为符合义务教育要求的“社会力量办学”，同时根据学生和家长的需求辅以读经习礼；其二则是如沈阳“九雯学堂”，在不脱离现有学校教育的前提下，成为传统文化的“讲习所”。这样的前景或许不符合某些人士一心向古的热忱，却是国家权力对各种教育实践的必要约束。

　　原载《北京青年报》

对中国“私塾热”的冷思考

　　私塾这种古代社会标志性的教育模式，近年来在中国各大城市重新盛行起来。这些不同于古代社会的“现代新私塾”，代表了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渴求，对“国学育人”的期望，同时也开始让人们对现行的义务教育模式进行反思。[全文]

（责任编辑　高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