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去看望９６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谈话间我提到：“您关于古代东方语言的研究对现在有什么用？”先生说：“学问不能拿有用无用来衡量。当年牛顿研究万有引力有什么用？”一语如重锤，敲醒了我懵懂的头脑。

北大教授季羡林先生在最近出版的《病榻杂记》中称，他希望摘去民间封给他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和“国宝”三顶桂冠，还自己“一个自由自在身”。此事引发了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议论。 声音一：季羡林“摘冠”是面镜子 学术的本质是追求真理，任由追名逐利的行为在学术界泛滥，会蒙住学术那双发现真理的眼睛，学术界推动社会进步的价值就丧失了。[全文] 声音二：季羡林的清醒折射了谁的浮躁？ 季先生的清醒和自知之明涤清了学界功利浮躁的暗流，这对那些喜欢将头衔印于名片，爱好求名逐利求身份的人不啻是最有力的棒喝。[全文] 声音三：季羡林辞“大师”是委婉的反讽 与其说老人请辞是缘于敬畏和谦抑，不如说老人洁身自好，是对蝇营狗苟者的躲避，对大师热的反感，对学界的虚夸、炒作之风的警惕。[全文]

    是的，对学者来说，做学问单单是为了有用吗？显然不是，不但牛顿研究万有引力时不这样问，就是哥白尼研究天体运动、达尔文研究生物进化、爱因斯坦研究相对论都不这样问。如果只依有用无用来衡量，许多人早就不做学问了。哥白尼直到临死前，他的《天体运行》才出版，这时他已双目失明，只用手摸了一下这本耗尽他一生精力的书便辞世了。开普勒发现了众星运动规律后说：“认识这一真理已实现了我最美好的期望，也可能当代就有人读懂它，也可能后世才有人能读懂，这我就管不着了。”

    他们不管，谁来管呢？自然有下一道程序，由实践层面的人：技术人员、设计师、企业家、管理者、政治家等去管。社会就这样接续发展，科学技术、学术就这样不断进步。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后，又经过了４０年，这期间通过许多人的努力，第一颗原子弹才爆炸。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稍有区别，但也有一些看似无用的东西要人去静心研究。马克思本来身在工人运动第一线，当他深感工人运动缺少理论支持时，就退出一线去研究《资本论》等理论。当时他已穷得揭不开锅，说：从来没有像我这样一个最缺少货币的人来研究货币。如果为了有用，他最应该去经商，先赚一把货币。他的经济、哲学、科社理论让后来实践层面的革命家、管理者演绎出一个轰轰烈烈的新时代。

    原来知识是分上游、下游的。上游是那些最基本的原理，解决规律层面的问题；下游是执行和操作的方法，解决实践层面的问题。上游是科学，下游是技术；上游是学术、是思想，下游是方案、是行动。由于科学、学术的超前性，许多科学家、学者经常看不到自己学问的实用结果。但他们并不悲伤、并不计较，他们不管用与不用，而只管知与不知，只要不知道的事就去研究。梁启超说，做学问不为什么，就为我的兴趣，为学问而学问。他们虽说不问为什么，但他们坚信知识对人类有用。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事实上，每一项新知识都对人类产生了重要作用，有的简直是惊天动地。伦琴、居里夫人、卢瑟夫等一批研究放射性、原子能的早期科学家，并没有想到后来的原子弹及和平利用原子能。就是季羡林先生也没有想到他研究的梵文、吐火罗文在４０年后让他破译了一部天书、补回了一段历史。

    正因为这样，我们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包括对未知世界、对自然界、对星空、对生态的尊重。因为一切未知中都藏有真知，也许哪一棵野草就是将来打开生命大门的钥匙。而面对茫然的未知世界，那些勇敢拓荒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他们治学时不问有用无用，正是因为他们讲大用而不计小用，看将来而不计眼前，为人类之大公而不谋个人小利。这些以学问为乐趣，为人类不断扩充知识边界的人是最值得我们尊敬的。而他们在探知过程中所表现的淡泊名利、宁静致远的治学态度和做人准则，对后人来说比他们提供的知识还重要。

（责任编辑　高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