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九·一八”事变以后，王明提出了荒谬的“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他认为日本入侵中国东三省是帝国主义向苏联总进攻的开始，因此号召党员团员、革命武装动员起来，武装保卫苏联。现在又有人提出“武装保卫医院”的主张。近年来，医患纠纷急剧升级，大有从人民内部矛盾向敌我矛盾转化的趋势，有些医院的医护人员甚至戴钢盔上班。因此有政协委员提出医院设立警务室，警察长驻医院，用专政的铁拳来对付“医闹”，保障医院的生命财产安全。

　　显然，“武装保卫医院”与“武装保卫苏联”尚不能相提并论，后者的荒谬程度远非前者所能比。但两个主张有一点相似，就是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抓住主要矛盾，因此也就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不可否认，医患纠纷中，确实有一些无事生事、小事化大事的患者本着捞一票的心理无理取闹，大打出手，更有职业“医闹”从中混水摸鱼，给医院的工作造成很大的困扰。但一个巴掌拍不响，医患纠纷绝不是患者单方面造成的。如果不从医院方面乃至整个医疗体制中找原因，诸如医生、护士头戴钢盔，医院设立警务室只考虑保护医院利益的“单边”思维在根本上解决不了问题。

　　那么医患纠纷越来越严重的根源何在？从深层次来讲，医疗市场化造成了医患之间信任缺失，进而容易激发医患矛盾。医院担负着创收的重任，患者的钱包就是医院的滚滚财源。医患之间不是单纯的医疗关系，而且还有一层商家与消费者的关系。大凡去商家消费的人都有警惕欺诈的心理，在当下的医疗体制之下，同样的心理也会出现在患者身上，患者一方面要向医生托付健康、生命，沉重的经济压力却又让他怀疑医生是否会宰自己一刀，对医生的信任大打折扣。一旦治疗过程出现问题，压力、怀疑会变成怨气、愤怒，加上医生与病人之间信息不对称，医疗事故鉴定不规范，“闹”就成了很多人的选择。在医生方面，又时刻谨防患者闹事，为了留下治疗正确的证据，往往对患者进行过多的检查与治疗，反过来又增加了患者的负担，如此形成了一种医患双输的恶性循坏。

　　因此，解决医患纠纷，必须从医疗体制改革入手，让公共医疗真正为公众服务，医院回归为治病救人的杏林草堂，而不是发财致富的“风水宝地”。医生职责回归为救死扶伤，而不再兼有创收的重任。公共医疗卫生机构从“错位”回归本位不能指望医院和医生的自觉自为，这更多地需要政府承担起责任，建立完善公共医疗卫生体系。说白了，政府不能把老百姓的健康、生命当包袱一样甩给公众与社会，政府要舍得拿出白花花的银子，既要保证公众享受有效、廉价的医疗服务，又要保障医护人员的合理待遇。只有当医疗行为与医院、医生的经济利益不再挂钩，医生与病人之间才能重建信任。医疗纠纷完全消除是不可能的，但建立在合理体制之上的医患信任肯定能有效地缓解这一矛盾，医院的利益也无须“武装保护”。（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