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九·一八”事变以后,王明提出了荒谬的“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他认为日本入侵中国东三省是帝国主义向苏联总进攻的开始,因此号召党员团员、革命武装动员起来,武装保卫苏联。现在又有人提出“武装保卫医院”的主张。近年来,医患纠纷急剧升级,大有从人民内部矛盾向敌我矛盾转化的趋势,有些医院的医护人员甚至戴钢盔上班。因此有政协委员提出医院设立警务室,警察长驻医院,用专政的铁拳来对付“医闹”,保障医院的生命财产安全。
显然,“武装保卫医院”与“武装保卫苏联”尚不能相提并论,后者的荒谬程度远非前者所能比。但两个主张有一点相似,就是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抓住主要矛盾,因此也就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不可否认,医患纠纷中,确实有一些无事生事、小事化大事的患者本着捞一票的心理无理取闹,大打出手,更有职业“医闹”从中混水摸鱼,给医院的
工作造成很大的困扰。但一个巴掌拍不响,医患纠纷绝不是患者单方面造成的。如果不从医院方面乃至整个医疗体制中找原因,诸如医生、护士头戴钢盔,医院设立警务室只考虑保护医院利益的“单边”思维在根本上解决不了问题。
那么医患纠纷越来越严重的根源何在?从深层次来讲,医疗市场化造成了医患之间信任缺失,进而容易激发医患矛盾。医院担负着创收的重任,患者的钱包就是医院的滚滚财源。医患之间不是单纯的医疗关系,而且还有一层商家与消费者的关系。大凡去商家消费的人都有警惕欺诈的心理,在当下的医疗体制之下,同样的心理也会出现在患者身上,患者一方面要向医生托付健康、生命,沉重的经济压力却又让他怀疑医生是否会宰自己一刀,对医生的信任大打折扣。一旦治疗过程出现问题,压力、怀疑会变成怨气、愤怒,加上医生与病人之间信息不对称,医疗事故鉴定不规范,“闹”就成了很多人的选择。在医生方面,又时刻谨防患者闹事,为了留下治疗正确的证据,往往对患者进行过多的检查与治疗,反过来又增加了患者的负担,如此形成了一种医患双输的恶性循坏。
因此,解决医患纠纷,必须从医疗体制改革入手,让公共医疗真正为公众服务,医院回归为治病救人的杏林草堂,而不是发财致富的“风水宝地”。医生职责回归为救死扶伤,而不再兼有创收的重任。公共医疗卫生机构从“错位”回归本位不能指望医院和医生的自觉自为,这更多地需要政府承担起责任,建立完善公共医疗卫生体系。说白了,政府不能把老百姓的健康、生命当包袱一样甩给公众与社会,政府要舍得拿出白花花的银子,既要保证公众享受有效、廉价的医疗服务,又要保障医护人员的合理待遇。只有当医疗行为与医院、医生的经济利益不再挂钩,医生与病人之间才能重建信任。医疗纠纷完全消除是不可能的,但建立在合理体制之上的医患信任肯定能有效地缓解这一矛盾,医院的利益也无须“武装保护”。(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