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00元，一次报价……7500元，最后一次报价……好！这把象牙工艺扇是您的了。”1月29日上午，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等６人的赃物拍卖会现场异常火爆，300多买家专程从全国各地赶来，竞价异常激烈。这场特殊的专场拍卖会，其折射出的社会众生相，引人深思……更有意思的是，主办单位经历了一个“从高调到低调”的态度变化。先是高调宣传“是一部警示教育的鲜活教材”，后来面对质疑，开始低调起来。>>>【视频】
    贪官赃物拍卖会从“高调”到“低调”，带来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我们究竟该用怎样的态度来面对贪官的赃物？>>>【详细】

    ★此次拍卖的676件拍品来自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安徽省政法委原副书记李和中、宣城市原常务副市长赵增军等7位贪官的涉案赃物。起拍价从几元、几十元到几万元不等。有玉器、珠宝、名人字画、名表、金佛、珍珠马及家用电器等。拍卖机构将这些赃物分门别类，分成玉器、字画、手表、金类、工艺品、酒类、电器、其他8个类别。
     一幅乾隆圣旨底价100元拍了4200元，高出底价42倍；一幅黄胄的花鸟画底价只有50元，拍了3500元，高出底价70倍……而这与安徽省首次拍卖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赃物时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这真是太疯狂了，一副底价50元的对联拍出3200元！”坐在记者身边手持057号牌的一位竞拍人，不解地直摇着头。>>>【详细】

    ★关于贪官赃物拍卖会火爆，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近年来，全国各地陆续都有此类专场拍卖会，从预展到开拍，现场每每都是人满为患。说远了是快人心、警世人的“示众效应”，说近了就是单纯的市场规律。然而，让人不解的是，为什么这些贪官赃物最后往往能拍出几乎离谱的高价――2003年，一套印有“慕绥新”大名的高尔夫球拍出了12万元的“天价”；2004年，贵州“公路巨贪”廖勇一辆80万元沃尔沃轿车拍出了91万元的高价……而昨天，同样的“疯狂”又在安徽上演了。这些数字，就实非市场规律所能解释了。>>>【详细】

    满足老百姓的知情权，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大赃物的价值。坦率地讲，赃物本身没有太大的“警世作用”，有警示作用的是贪污者受到罪有应得的惩罚。诚然，高调宣传会令拍卖品身价大增，一条旧的鳄鱼皮带，因为“据说是王怀忠用过的”，“作为建国以来少数几个被枪毙的省级高官之一，便有了收藏价值”而身价大增，实际上在放大赃物的“臭名”价值，也助长着社会哗众取宠的媚俗心态。

    有了赃物公开的观念，却仍然没有平常心来客观对之，随意放大，也会令赃物公开成为“反面教材”。更多的贪官赃物拍卖，当从安徽此次“先高调后低调”的认知路径中寻到可资借鉴之处。
    拍卖贪官赃物、拍卖所得收归国库，这不失为一项符合经济原则的公共政策。但是，政府毕竟不是只追求经济收益的“经济人”。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政府必须充当社会道德的维护者；因此，政府的公共政策不仅要能带来理想的经济绩效，还必须有助于促成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
    政府部门享受着贪官赃物拍卖会带来的丰厚经济收益，却忽视了高成交额中体现出的社会道德偏向。当拍卖的成交价格远远高于拍卖品本身的价值，当一件市价几十元的普通商品被拍出了上百元的价格，不能不追问，除了物品本身，我们还拍卖出了什么？难道是贪官的恶名？在那些高价买家的心目中，贪官们的大名就是“附加价值”；买家们对贪官赃物趋之若鹜，贪官的贪名越大，他们的兴致也越大，因为他们已经将贪官的赃物看成今后自我炫耀的资本。从买家们的热情当中，我所看到的是一种反道德的恶俗心态；在这种心态下，社会最基本的道德底线不存在了，最基本的道德判断不存在了，剩下的只是财富膨胀基础之上的畸形自我膨胀。
    把贪官所有物品进行冠名拍卖，从本质上看是一种拙劣的反腐成果展示途径。赃物拍卖一般由检察机关委托专业拍卖公司进行，除交付给拍卖公司一笔佣金外，所有拍卖所得资金都将充公，这也就是说，这种拍卖实际上是由法律监督机关主导的市场行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代表着某种司法和执法能力上的不自信，它预示着不这样做可能无法变现足够令人满意的资金数量。>>>【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