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未达标排放，造成“八百里秦川、一千里污染”水环境恶化。

　　然而，东部“驱污”的同时，西部却在积极接收这些污染企业，“招商”在某些地方变成了“招污”。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发现，１９８６年到１９９５年的１０年间，我国工业产值向东部“迁移”了５个百分点，标志污染程度的两个主要指标——化学需氧量排放和二氧化硫排放分别向西“迁移”了７个百分点和３个百分点。近年来这种迁移大大提速。

　　一些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表面强调要将污染项目“拒之门外”，但招商项目书中却充斥着大量的水泥、造纸、化工、塑料、皮革、金属冶炼等易污染项目。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些西部县市竟然特意降低环保标准，通过“政策洼地”把发展高耗能产业打造成招商引资的“金字招牌”。

　　有这样一个事例：国内某大型化工厂表示要迁往广东湛江，其近１０亿元的投资使当地领导喜出望外。而湛江环保部门在这家企业原驻地暗访后却发现，企业投产仅两年多，排出的废渣竟把一条５００米宽的山沟填了３０米高，他们偷偷捡了两袋回来放到海水里，３０天后氟化物仍严重超标，湛江市断然拒绝了这个项目。该企业老板竟然当即表态：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半年之后，企业负责人与某西部城市领导合影的照片赫然出现在当地媒体头版，如愿找到了“婆家”。

　　这个西部城市并非不了解该企业的内情，该市一位官员私下里讲出了心里话：“西部是落后地区，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找到财税增长点，只有经济发展了才有钱保护环境。”原来，患上招商引资“饥渴症”的地方政府为违规企业提供了“免罪牌”。不少西部官员固执地认为，西部发展必须重走东部“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２００５年，内蒙古某县从东部引进一家污染严重的大型制药企业。今年４月，县里为了给作为财政支柱的制药厂寻找污染出路，不惜动用大批警力与农民“协商”，拘留了十多位阻拦污水进农田的农民，药厂大量严重超标的污水终于被排入引黄灌渠，并顺着黄河灌渠进入耕地。当地村民说，从今年４月份以来，村民们发现喝了井里的水就肚子疼，后来乡里就不让村民喝井水了，专门派车送水。继续饮用井水的牲畜验证了污染的毒性，村里的１００多只羊在６月突然全部死亡。

　　按理说，对于招商引资中不得触碰的环保“高压线”，国家有法律法规，地方有执法部门，本不该出现污染企业“西进热”的现象。但现实的情况是，违法者受不到惩处，却能从污染环境这一杀鸡取卵式的发展中得利；守法者因治理环境反而增加了招商成本，在地方经济竞争和干部考核评估中频频受挫。

　　一位西部地区基层环保局长为治理污染，几乎和当地所有著名的排污企业都吵过架，甚至还因此受到匿名电话的威胁。他无奈地说：“地方领导出政绩要依靠大企业。没有靠山，违法者哪敢和执法者公开对抗？”

　　一些地方官员把自己的政绩看得比老百姓的生存环境重要，竟然公开提出“宁可呛死不愿饿死”的歪理。这固然有干部素质方面的原因，但更本质的问题在于现行干部考核机制。一位颇有政绩的地方干部发牢骚说：在以各项经济指标为主导的考核办法和用人导向的指引下，说什么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为“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益”的道理和要求，都是“对牛弹琴”！在扭曲的政绩观左右下，“宁可呛死不愿饿死”、“要温饱还是要环保”等言论成了一些地方官员用来掩盖自己“升官梦”的遮羞布。

    《市场报》 (2006-10-25 第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