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简单的药就这么难找！”湖南省长沙市的程雪华女士拿着手中的单子，一脸无奈。她的单子上，记录的是一些诸如红霉素、阿司匹林等常备药。

　　今年40多岁的程雪华自称是那种“老淘药”的人。以前每次听到药品降价的消息，她都会到药店把家里所需的药品买回来，“可是，需要的药，很快就消失了。”

　　阿莫西林是程女士很看好的一种药，降价幅度达80％，当她来到药店时，售货员告诉她，这种药已经下架，并且“已经断货”了。

　　降价有时候也给她带来欣喜。比如，“葡萄糖酸钙口服液”以前通常是每盒19元,降价后则是每盒4元。可是，调价后，她却发现这种药只有最后两盒了。

　　更让她心烦的是，现在一种药有好几个名，这让她摸不清到底哪个才是降价药。

　　记者一周内走访的数家药店和医院中，发现类似程女士的遭遇远不止一个。

　　长沙市21中的熊老师称，像他这类50岁左右的人往往经常关注药店的信息。但很多次赶往药品超市买降价药都是“白搭”。

　　消失的药与走俏的专柜

　　一降再降的药价，似乎并没有让广大消费者感受到其中的好处。

　　“你现在还见过0．81元一支的青霉素吗？这都是上个世纪的人打屁股针时的记忆。现在早没有踪影了，而用复达欣等好药，价格要贵90倍。”在湖南省衡阳市某大药房坐堂的刘平医生断言，消失的老药市场巨大。

　　与此对应的是，不少药品超市纷纷开展“廉价经典老药专区”或者“专柜”的业务。杭州等地的老百姓大药房、天天好大药房打出了“让经典老药回家”的旗号，在药品卖场设立“专区”，以低廉的价格出售300种~500种疗效不错的低价老药。

　　记者在位于长沙市湘雅路的老百姓大药房门店内看到，老药专柜上陈列的药品价格大多数在两元左右，1元以下的药占了近20％。这些老药包括抗感冒类、胃肠道用药等十几种类别，其中不乏一些消费者耳熟能详的质优价廉的老牌药品。如0．3元一袋的清热去火的牛黄解毒片，0．6元一包的用于胃肠道消化的干酵母片等。

　　湖南老百姓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企划部部长曾小云告诉记者，这些老药其实都是一些疗效有保证的“经典”药品，只是因为很多厂家为谋求利润更换剂型和包装，市面上才很难见到它们的踪影了。

　　“在我们药店，卖这些药不挣钱。扑热息痛20片才0.6元、氯霉素眼药水两角钱、去痛片0．4元，几乎没有利润。但因为有不少顾客尤其是老年人喜欢买这些药，所以我们才开设了‘廉价经典老药专区’。”老百姓大药房全国管理机构总裁助理邝跃喜说。

　　邝跃喜透露，在他们进行的“百姓缺药调查”中发现，老百姓需要的都是些“老药品”，如阿莫西林、酵母片等，其中大多为政府宣布降价的药品或者价钱便宜、疗效明显的药品，然而到市场采购却发现，70％的老药特别是降价药早已没有了货源。在2007年春节前的第21次降价后不久，该药房门店仅一天时间，上柜的120多种老药就有41种出现断货。

　　“发改委降价22次，招标采购实行多年，为什么老百姓感觉实惠并不多？”这是针对很多百姓的这一疑惑，北京市政协委员李英对此分析后认为，一味追求低价会给药品质量带来隐患。

　　她的观点是成本论，“由于药品轮番降价，企业从自身利益出发，对一些价格低、疗效好的药品放弃了生产。如果一定要生产低价药，企业利润非常低，甚至没有利润，即便中标，也会很快流标。”

　　两层盘剥

　　然而，一些药厂和药房的负责人却认为，造成发改委降价几十次而百姓难得实惠的原因远非那么简单。

　　湖南一知名药厂的总经理舒国臻（化名）直言，其中的关键在于药品特殊的流通体制。

　　这位负责人说，造成“药品降价死”现象的原因，主要在医院和医药公司。由于医疗健康的特殊性，一般的人很少敢自己开方下药，这造成了国内近90％的药品开支都来源于医院的处方药，百姓自主购买药品的只有10％。

　　但药品仅在医院这一环节就有两重升值的机会。一是大多数药品在医院流通须支付集体回扣环节，有的临床用药，在一些医院至少要经过10道回扣盘剥，从院长、主任、到医生，就连一些职能部门的人员也在所难免，大家的灰色收入需要靠此维系，因此“开单提成”大多以不同形式贯穿其中。

　　而同时，按照国家规定，医院方面可以在任何进医院的药品“顺价上加15％”。这是医院的计划经济体制决定的，医院是按照15％销售总额来提成的，但实际的加价过程中还不只如此。

　　舒国臻透露，这是通常的情况，但医生还有另外的法子。有的医生不从医院里分，而是从外面拿。比如一些医院的医生告诉患者，可以开什么样的药，但如果想要好得快些，可以到某处买药。因为患者病时只听医生的，其结果往往是完成了这种药商和医生直接的勾连行径。此外，国内药品一药多名的状况，也为寻租提供了机会。

　　这样一来，国家对某些药品的降价对整个已经形成的利益链条就会有着巨大的冲击。一方面，进医院的药按照定价顺价加15％，需要进来的药品基价比较高才行。如果一种药从15元降到5元，则医院的直接损失就会有1．5元。“多数药都是在医院里面拼回扣和关系，就是少给几角钱都结果会不一样！”

　　干了10多年医药代表的张女士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某种抗生素1支卖50元时，“公关费”可达到20元左右。后来降价降到27元左右，其“公关费”约10元，也算勉强可以支撑。但现在降到20元以下，“公关费”都不到5元，根本填不饱医院各个环节的胃口。所以医院也就不会进这种药了，医生自然也不会开了，降价药不死才怪呢。

　　老百姓大药房的邝跃喜认为，在药品的销售中，大药房与医院在角色上往往会发生矛盾。一般而言，药店有卖的药，医院通常不卖。经常有媒体报道有人在大医院旁边买的药价格与医院开的相差几十倍。在被患者或媒体、管理部门发现后，医院怕惹麻烦，就会把这个药停掉。

　　另一方面，药厂的药品价格下降后，基本难以支付在流通环节的层层回扣费用。降价也让医药经销商望而却步，因为市场空间变小了。

　　“我们也是有苦难言。”一位药厂负责人说，现在不论中药还是西药，都面临着原材料涨价的因素，企业让利给经销商的空间少，其销量就会大跌，销售量下降直接引发的就是药品的单位成本上升，使其利润减少甚至出现亏损，退出市场也就不可避免。

　　“比如某药厂的亮菌甲素，只有几元一支，没什么空间。国家定价后，应对只有内部挖潜力，这样部门利益就会凸显，有少数人就会走邪道。小厂就可能在降成本的名义下降低质量。”长沙一药厂党委书记唐笙力（化名）称，在国家近些年来推行GMP改造后，关系百姓安全的重大药品事件接连发生，“成本因素”不可小视。

　　再生之路与失效的监管

　　事实上，博弈的另一方药厂也有变通的方法——新瓶装旧酒。

　　唐笙力介绍，许多药厂对一类药品都申报了多个名字，这是应对的重要手段。一些药品降价后，消失的药都会争取以新的名字出现，由药厂重新包装成一种新药，但价格要贵好几倍。

　　他指出，现存的“一药多名”制实际上造成了市场的巨大混乱。从1998年开始，国家批准了数万种新药，这远远超过了真实的研发能力。

　　以美国为例，每年批准的新药不会超过几十种，仅为我国的百分之一。美国政府规定：凡是化学成分不变的，药品不能变新上市。但在国内，化学成分不变而名称换来换去的难以计数。

　　唐笙力说：“一种新药的申报资料至少要1米多高，审批人员不可能在一年内看完这么多资料，目前所谓的‘新药’，并不是新研发的药，而是老药换了新包装。”一种新药上市后，因为号称“投入了上千万元”的资金，价格上涨也究成了必然。而且，在一定时期内还不会降价。

　　但是，由于监管不到位，新药的大批量出现，在为企业和医院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出现了为拼凑新药，把从药学上不能组合的成分合成新药的现象。

　　唐笙力进而提出，国家宣布药品降价时，也存在疑问。比如，在多次降价时都制订了“优质优价”药品的名单，这些“优质优价”药品在政府招标时是单独议价的，而我国法律上关于药品的只有合格和不合格两种，对于中西药而言，“优质优价”的具体标准是什么？又该由那些部门制定？

　　他告诉记者，一种新药必须充分考虑市场化。国家现在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国家定价可以有操作空间。每当国家降价时，很多药厂老总开始带队“攻关”，有的光公关费就达上百万元。“这还不一定管用，还要看实际操作的能力。”

　　“这就造成降一个死一个，造成很多临床时间长、疗效确切，价格比较低的药品在国内无市场。”

　　舒国臻则向记者表示，对药厂来说，其实希望流通领域规范，而非一边市场一边计划的“双轨制”。而应该是让市场自然淘汰企业，不是让政府干预市场。

　　比如，医药公司在将药品批发给医院时，通常会给医院让15％左右的利，这是“透明”部分，即国家允许的部分。但医院从医药公司那里还有相当一部分“看不见的”用于市场促销的费用，比例大约在10％左右。这个“看不见”的部分，是不出具发票的。另外，医院某些项目或学术活动赞助费等，也多由药厂、医药公司来承担。

　　他分析，当前我国有6000多家药品生产企业，在生产领域已处于一种完全的市场竞争状态；但在消费环节，85％的药品仍然被医疗机构所掌控，医疗单位既是买方市场的支配主体，又是卖方市场的支配主体，其垄断经营的结果是使充分市场竞争所带来的好处，留给百姓的只有一点点。

　　在舒国臻看来，行政降价不是解决药价虚高的根本办法，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尽快启动医药分家，探索治本之策，从根本上真正解决矛盾。

　　照片：由于单价低、利润少，近年来被列入降价目录的大量老药逐渐从医院、药房的货架上消失。近日，湖南老百姓大药房联系了多家老药生产厂家，在店内特别设立“老药专区”，将逐渐消失的120多种老药重新请进药店，受到工薪消费者的欢迎。本报记者洪克非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