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一项“只有‘五证齐全’才能免缴借读费和杂费”的规定，仿佛加了一层“透明的天花板”，于是所谓“公平地享受和城里孩子同等的教育”，在许多农民工子女眼里，看得见，却够不着。许多农民工直言其不合理，但教育部门又满腹苦衷。不管怎样，政府一再强调的对于农民工的关怀，总要落到实处才好。

    如此“透明的天花板”

    ２００７年１月初，上海普陀区教育部门取缔了一所在当地非法办学的民工子弟学校，１９００多名学生被临时转移至公办的曹杨小学（分部）读书，直至放寒假。随后，普陀区教育部门决定，在新学期，这批农民工子女将继续留在曹杨小学（分部）读书。２月２６日，第一批１３００多名学生正式入读。

    学校环境优美，设施完备，共有３７个班级，配备了７６名专职授课教师，其中１/３还是从其他学校抽调来的骨干教师。来自江苏阜宁农村的周英现在普陀区一家机械厂打工，她女儿在这里读二年级，她说：“真希望孩子从此能在这里稳定地读下去！”

    但是，一项收费规定，却让家长们心里变得有些不是滋味。学校规定，只有具备“五证”的学生，才能免缴借读费和杂费；否则，一至六年级的学生就需缴纳借读费和杂费分别为５００元和５０元，七至九年级则缴纳８００元和８０元。记者采访发现，“五证”齐全的“幸运儿”少之又少，在２５、２６日注册的农民工子女中只有１０多名，还不到１３００多名注册学生总数的１%。

    据介绍，这“五证”是：孩子的原户籍证明、出生证、监护人的身份证；暂住证、居住证或者房屋租赁合同等固定场所证明；外来从业人员劳动手册和社会综合保险单据；计划生育证；计划免疫接种证、非起始年级学籍证明。一位农民工苦笑着说：“有多少人能过得了这５道关？”

    据了解，在农民工子女读书问题上设下如此“身份门槛”的现象，在全国各地都存在。兰州大学社会学副教授张咏梅曾在２００５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６年３月份就“兰州市农民工子女教育现状”进行过一项社会调查。调查显示，兰州市６８．３％的农民工不得不为子女在城市上学交纳２００元－５００元不等的借读费，未交纳借读费的只有３１．７％。 张咏梅说，调查进行时，在兰州市教育局直属的２０８所公立中小学中就读的农民工子女约有１．７６万人，其中在兰州市城关区有７７００多名。城关区享受免收借读费的农民工子女更少，仅有１２００多人，约占总人数的１６％，主要的门槛则是“四证”：迁出证、暂住证、计划生育证和租购房证。６０％接受调查的农民工反映子女在城市上学学费高、入门难。

“为什么要和子女的受教育权利直接挂钩？”

    记者采访发现，在上海普陀区规定的“五证”中，农民工最难具备的是计划生育证、外来劳动人员手册和社会综合保险单据。

    入读曹杨小学（分部）的１３００多名学生，老家大多数在安徽、江苏、江西等省的农村地区，“我们那里，许多人家都生两、三个孩子。”来自安徽肥东县一位姓陈的农民工说。他们来到上海，大部分人是在建筑工地打工，或是在菜场摆摊卖菜，或是在马路边摆个流动小摊。对他们来说，要找一个正规的单位为他们购买社会综合保险、然后由劳动部门发给劳动手册，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位陈姓农民工甚至没有听说过“社会综合保险”的事，他说：“我们在工地干一天是一天，连劳动合同都不签，更不要说其它事情了。”

    来自安徽省灵璧县农村的朱兰柱在普陀区一家环卫企业工作了１０多年，女儿又是独生子女，“五证”齐全，得以免缴借读费和杂费。但是他颇为许多没有他这般“好运”的老乡感到不平：“社会综合保险、劳动手册等都是用人单位、劳动部门和农民工之间的事，为什么要直接和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权利挂钩？很多超生的农民工在家乡已经被罚过款，但这种惩罚不能延续到孩子身上，因为孩子是无辜的……”

    一位来自江西上饶的农民工在上海打工已有７年，期间当过建筑工地的钢筋工，修过车，目前在普陀区一家菜场摆摊卖菜。为了试图凑齐“五证”，春节期间他和老家联系，通过快递递送资料，花了２００多元钱。学生注册当天，他在家、学校、菜场之间又来回跑了４、５趟，弄得“焦头烂额”，最后还是因缺少“社会综合保险”证明而不得不照样缴费。“这些硬杠杠，太让人受不了了。”他说，自己干的都是城里人离不开的苦活、累活，“也是在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作贡献”，“所以我们的子女在城市，也应该得到和城市孩子一样公平的教育”。

“如果不收取借读费和杂费，政府财政将更加不堪重负”

    普陀区教育局透露，自２００４年至今，普陀区已依法取缔了达不到教学标准的２４所民工子弟学校，目前还剩两所，为了让农民工子女能更好地享受与城市孩子同等的受教育权利，普陀区目前采取“公办为主、民办为辅”的方式，吸纳农民工子女入学。“要想让农民工子女真正融入城市，就应该让他们进入公立学校接受正规教育。”

    向农民工子女收取借读费和杂费，教育部门有自己的理由。普陀区教育局副局长方元升表示，如果农民工子女在公办学校一律享受和城里孩子同等的收费待遇，政府在财政上就会无力承担。他介绍，截至目前，普陀区已为１２０００多名农民工子女提供了读书机会，其中绝大多数安排在公办学校就读。如果按这几年普陀区公办学校中小学生人均经费计算，区教育局就要为这１２０００多名农民工子女额外支出近１亿元，而２００５年普陀区教育财政总拨款额也仅为５.９亿元，“如果不收取借读费和杂费，政府财政将更加不堪重负”。

    此外，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实行的是“分级办学、分级管理”，也就是基础教育由县、乡财政管理的教育体制。由于义务教育阶段主要由地方政府负担，而农民工子女通常没有输入地的户口，所以无法享受由流入地政府财政负担的教育经费，“要想留城读书，只能自掏腰包”。

    对农民工的关怀，应落到实处

    实际上，２００６年３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就要求，输入地政府要承担起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责任，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当地教育发展规划，列入教育经费预算，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并按实际在校人数拨付学校公用经费。 城市公办学校对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要与当地学生在收费、管理等方面同等对待，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向农民工子女加收借读费及其他任何费用。

    许多农民工都告诉记者，他们在上海打工赚钱，最大的动力就是为了孩子能接受好的教育，希望他们有知识有出息，过得比上一代更好。

    事实上，近两年，国内关于免除农民工子女借读费、杂费的呼声一直未断，国家的政策也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关注，教育部门及有关部门也做了大量工作，但依然很不够。目前，向农民工子女收取借读费、杂费的城市，依然不少。目前，是到了打碎这一“透明天花板”、消除城乡教育差别、让农民工子女也能和城里孩子一样公平享受教育资源的时候了。

（责任编辑　李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