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忻州一村小百余名师生遭遇安全隐患
签下“生死合同”危房照常上课
新闻
危房当教室上课竟签“生死合同”
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解原乡上社村小学是一所村办小学，现有130多名学生和8名教职员工。2001年，该校校舍被定为危房后，被迫搬到原乡政府废弃的院内。在以后的6年中，百余名师生苦苦等待，新校舍没等来，上课的校舍也变成了危房。而早在2002年，这处院子就已卖给了个人。今年，房东赵亮山、学区负责人、村干部几方签下一份“生死合同”：危房内如有安全事故与赵亮山没有任何关系。 ——《山西晚报》
声音
“生死合同”透出逼人寒气
没有人可以过多责怪那位签下“生死合同”的房主。一事当前先求自保，这是人之常情。再说，以他的身份和能力，对师生们所处的窘况与险境恐怕也是爱莫能助。
签订“合同”的另外3人，分别是代表两个重要方面出场的。学区负责人的后面当然是教育局，村支书、村主任则是村里的最高领导。这3人在“合同”上签了字，就表明他们也认定危房发生事故、师生出现险情，可以与房主无关。看来，他们也知道自己手中权力的分量——大笔一挥就能豁免他人之责，即便是生死之事。
而我们却从中读到了轻慢，读到了冷漠，读到了逼人的寒气。这种对于生命的轻慢和冷漠，发自骨子里。因为老师和孩子们在危房里呆了6年，险患依然。解决问题，谁拥有最大的权力？谁又该承担最直接的责任？当然是这3人及其身后的区教育局、学区、村党支部、村委会。——《山西晚报》
应做未做，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生死合同”的背后是不作为
“生死合同”暴露出的最根本的问题是，当地政府能为而不为，归根结底是不作为。学区负责人、村干部为孩子们签下“生死合同”，除了表现出对孩子们生命的漠视外，更表现出他们对教育的漠视。在他们的心中，他们说话的分量比孩子的生命更重要，比社会的未来更重要。“生死合同”就是一些干部漠视教育的铁证。个别政府部门口口声声要科教兴国，要重视教育，但在具体落实的时候并没有多少实际行动，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而不是行动上，因为要办教育，最关键的还是资金的投入，原本属于政府的义务却要村民自治组织来承担，出了问题还要抱怨村民自治组织，这无论如何都是说不过去的。——《西部商报》
以人为本不能只挂在嘴上
既然知道校舍是危房，很可能倒塌，却不去想办法防止可能发生的悲剧，而是先准备好免责声明。可见，在有些人眼中，师生的性命，卑贱到了什么地步！且不去重复“再穷不能穷教育”之类的老话，哪怕有一点点仁爱之心，也不应该签下这种把师生生死置之度外的“合同”。
师生们冒着生命危险上课，如果说危房一旦坍塌，与房主赵亮山没有任何关系，那么，这个责任该由谁承担呢？危房尚未倒，上社村小学的师生是幸运的。笔者当然和他们一样希望危房永远不倒，但这种希望，靠得住吗？
由此看来，以人为本的崇高理念，对某些人来说，对某些地方来说，还只是挂在嘴边的口号而已，还只是可供玩弄的“时髦”概念而已。——《齐鲁晚报》
“再穷不能穷教育”要付诸行动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签订这份“合同”竟然是当地村委会和学区负责人“协调”的结果。这一无视师生生命的举动真叫人心寒！人们不禁要问，一纸合同能解决问题吗？生命重于泰山，何况又都是孩子，有什么比人的生命更宝贵呢？
其实，解决一所村办小学的校舍，所需资金也不会太多。当地官员也许会说，哪儿有钱呀？可就在事件发生的该市的煤矿安监局（是个只有10名工作人员的小局），却有四五十间带卫生间的超大面积的办公室，有36套超大面积的住房，人均办公面积达到200平方米，并有9辆公车。一边是奢华的享受，一边是孩子们在危房里战战兢兢地上课，多么鲜明的对比，多么巨大的反差呀！
“再穷也不能穷教育”，这是大家经常挂在嘴边的话。但愿能付诸行动，少耍花腔。——《哈尔滨日报》
“媒体行政”现象当高度重视
山西省忻州市“签下‘生死合同’继续危房上课”的消息发布后，社会反响强烈。忻州市、区两级领导接连作出批示，并当即决定投资45万元为上社村小学建设490平方米的新校舍。4月4日，35万元资金已经到位。
对于忻州市这种“闻过则改”的雷厉风行的行政作为，自当进行肯定。不过，透过事件，一种现象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索，笔者暂且称其为“媒体行政”现象，也就是行政管理部门在没有履行职责的情况下，因媒体的曝光而促成了相关问题的解决。这种现象令人忧心。
其一，这暴露了目前行政机构在处理行政事务中的问题：推诿塞责、办事拖拉、不守程序、冷漠无情，这些“工作作风”其实归结到一点，就是相关人员将“职责”化成了“职权”，有权无责以至于有事无人管；其二，本来媒体监督是一种非常规手段，一种特殊形式，然而，由于常规手段的失效，使更多的人迷信媒体的力量。
因此，“媒体行政”现象要引起政府更加高度重视，让媒体监督回归其特殊地位，不要再因行政机构的不作为让媒体负起“行政责任”，助长“媒体行政”现象。——《羊城晚报》
《中国教育报》2007年4月8日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