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本报报道的思思事件不断受到社会的关注，未成年人受虐后究竟谁最应该出面解决难题？孩子的父母该不该取消监护权？在国家大法即将生效的前提下，地方如何制定实施法规的细则？昨日，带着上述问题，记者采访了曾经参与《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草案）研讨的知名专家。专家表示，新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缺少可操作性的“程序法”附则，对此，他们呼吁地方政府尽快制定一些地方法规，弥补国家大法在操作上的不足，同时建立行政机构“青少年局”，全面解决未成年人受虐问题。

　　应增加与大法相配的《程序法》

　　“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怎么有能力起诉自己的父母？立法若没有程序法就像没了红绿灯没有警察。”

　　李玫谨说，对于被虐待的孩子，按照目前的法律程序，只有他自己起诉父母虐待了，才能解决问题，如果他不起诉，那就没人管这件事。试问，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又怎么有能力起诉自己的父母？此外，从表面上看，儿童被虐待似乎触犯了刑法，可以适用刑法中的故意伤害虐待罪予以处罚，但是刑法又规定“被虐待”行为必须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判刑也较重，一旦以刑法起诉显得有些苛刻。如果适用民法中的规定，虐待方又存在刑事虐待行为，不符合民法规定。

　　李玫谨指出，国外在类似未成年人被虐的问题上，是将其放于家庭法庭中审判中，而我国目前只有刑事法庭和民事法庭，没有家庭法庭。这就需要在法律建设上进行完善，而不是简单的将其归于刑法审判或是民法审判，从该角度而言，增加一个“配套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程序法”就显得很有必要。

　　在李玫谨看来，“立法若没有程序法就像没了红绿灯没有警察”。她认为，应该尽快完善青少年法律体系。有了程序法，谁来起诉，谁来处理就有了准头。

　　建议：在社区建立未成年人处理机构

　　从法理上来说，对于未成年人受虐问题的处理应该是采取多方集中处理的方式，比如，外国有国家就将少年法庭置于家庭法庭内，并且规定，一旦发现有儿童被虐待，人们会立刻报警，警察到现场调查后将孩子交给一个机构，翻译过来大致是“专门从事未成年人事件处理的工作组”，在中国相当于街道下面的管成年人事务的机构。机构会对孩子的生存状况进行全程跟踪，然后决定要不要起诉父母？孩子归谁管更好？在后者的问题上，通常先由孩子的直系亲属中选择，在无法选择的情况下，才会考虑送往养育院。在剥夺父母监护权的同时，还要罚一定的罚金，交给这些代管机构。

　　因此，我们国家也可以效仿这样的做法，可以由社区出面进行调查，决定是否取消其父母监护权，如果取消，孩子则由社区进行安置。因此，建议在社区建立一个专门处理未成年人事件的机构。

　　李玫谨昨日一针见血地指出，要想彻底解决未成年人受虐问题，关键是要完善法律。今年6月，国家即将实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虽然比原来的旧法有了较大改进，从文字上明确了未成年人受到虐待时可以起诉，但是缺少一个可以执行的法律细则，因此呼吁‘应增加一个与大法相配套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程序法》’。

　　她认为，国家新近出台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草案）缺少可操作性的程序附则。它虽然明确规定了任何人不得虐待儿童，但是对于“儿童被虐待了该怎么办？该由谁来处理？孩子如何托管？”等具体的问题都没有可操作性的指引。

　　应制定地方的法规实施细则

　　“旧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最致命的缺陷就是不可操作性。替孩子行使权利与孩子自己享有权利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

　　建议：成立政府统管的“青少局”

　　皮艺军表示，旧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最致命的缺陷就是不可操作性，而且没有专门的国家机构来负责未成年人的保护。

　　目前的现状是由很多个部门兼管，比如说共青团、妇联、警方等等。但监管部门一多就容易产生很多问题。比如说受虐待、向孩子出售烟酒等问题，是应该找妇联、还是找警察？

　　解决目前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操作性不强问题的一个途径，就是各地应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皮艺军说，首先各地政府要转变观念，要意识到保护未成年人应该有一部专门的独立的法律，这部法律是不同于成人的法律体系的。第二就是要提高可操作性，具体条文要细化，对参与人要明确规定，比如执行机构要确立，我倾向于专门设立一个“青少年局”，一个有编制的行政机构，其人员可以从共青团、妇联机构中抽调，青少年局专门负责所有有关未成年人的事情，然后在涉及到具体问题的时候由相关职能部门配合，比如说涉及到福利，民政部门要介入，教育问题，教育部门要介入，街道、居委、村委要负什么责任都要明确等等。需要强调的是，青少年局是专门的负责机构，而不是兼管机构。

　　皮艺军认为，我国目前未成年人保护法之所以不够完善，是与我国家长制的传统有关，家长把孩子当作自己私有的财产，轻视孩子的权利。皮艺军说：“替孩子行使权利与孩子自己享有权利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

　　就思思事件中，因为户籍而不能得到帮助的问题，皮艺军说，保护未成年人，不能局限于现行的成年人法律体系，未成年人的保护应该是柔性司法，未成年人利益要最大化，就是未成年人在受到侵害的时候，可以为此牺牲一些社会利益，未成年人在犯罪的时候可以去社区矫正，而不用坐牢。

　　他表示，地方制定实施细则，也需要兼顾地方特色。

　　皮艺军称，制定一部完善真正意义上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应该首先确定未成年人享有哪些权利，国际儿童公约就规定了儿童享有40多种权利，在确定儿童权利的基础上，一些国家就一些具体问题制定专门的法律，比如仅虐待儿童问题就专门制定一部法律，条款是很细致的，但我们国家只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明确了一条这样的规定，这是远远不够的。（北京特派记者 薛冰 朱小勇 夏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