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青岛，3名小学生拖着书包走在回家的路上。

　　今年春节，许多中小学生过得并不轻松。他们或是面对升学压力，或是奔波于“琴棋书画”各种辅导班之间，可学习效果并不尽如人意。近年来，为学生减负一直是教育界关注的热点话题，然而学生的作业虽然少了，负担却反而越来越重。这种现象在韩国、新加坡等许多亚洲国家也普遍存在。针对中小学生明显“超重”的负担，海外学者们是怎么看的呢？

　　每个人都企图在知识占有量上压倒对手

　　对于减负话题，身在日本的华人学者有自己的看法。日本宫崎公立大学教育学部王智新教授接受了《环球时报》记者的采访。他认为要从制度与观念两方面去找原因。

　　“首先是我们中国人的教育观念比较陈旧。现代社会的标志就是教育的大众化，教育普及首先堵死的就是读书做官的路。但是很可惜，在中国许多人还抱着‘书中自有黄金屋’的观念不放，结果导致孩子们从小就进入死记硬背式的学习，而大学毕业后又哀叹找不到理想的工作。”

　　“这种心态不改变，即使教育普及后，大家也要在教育的量上竞争，企图在知识绝对占有量上压倒对手，而不问学习的实际效果，导致学习竞争的恶性循环。这是‘减负’难以生效的最大心理障碍。”

　　“其次是教育体制的问题。我国的教育体制基本上还是以前计划经济留下的模式。尤其是高校办学和高考制度，造成了很多弊病。家长和学生无法选择，只有千军万马挤那座独木桥。不但家长那样想，我们的媒体也在不断地宣传，每年公布的所谓高考状元榜，就是至高无上的指挥棒。在这种情况下，中小学生的书包怎么会减轻?”

　　相对于教育专家王教授从大处着眼，作为孩子家长的华人学者庚欣先生则另有一番具体的体会。庚欣原在北师大任教，一直关注教育中“课业负担”之类的话题。在他看来，中国特殊的家庭模式也是造成问题的原因之一。“421”家庭是一种倒金字塔模式，上两代人把自己未能实现的事业上的目标和希望都压在一个孩子身上。在教育投资上，所有家庭收入集中在孩子的教育支出上，使孩子无论上什么“班”、买什么书，都没有财力约束——“负担”就有了经济依托。具体管理上，4位老人加上父母，6个大人对一个孩子轮番大战，倒班盯住，使我们的“小皇帝”不堪重负，难以应对。

　　有些“负担”减不得

　　《环球时报》记者在美国采访时发现，接受采访的专家学者及美国教育工作者，都不约而同地说，任何国家的教育制度也不可能尽善尽美，就中小学生减负而言，不能一概而论，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美国纽约曼哈顿环境高级中学是一家被公认为业绩较好的学校，该校校长吉迈内先生对记者说，对中小学生的减负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学校与学生情况不同，家长对孩子未来的预期也不同，就看你是何种追求，有何目标。在纽约的中学里，吉迈内的学校开始带头给学生加压。目前教师们给学生留的课后作业，已经达到3个小时的任务量。

　　事实上，就在中国教育界进行减负的同时，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将目光转移到中国扎实的基础教育上来。他们对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中国学生取得的成绩表示惊讶和赞叹。还有媒体报道称，很多美国教师和家长开始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甚至还有人想要来中国“取经”。一位美国教育界的人士曾指出，美国应该参考中国的教育模式来改革本国的教学，更注重培养孩子的基础知识，而不是一味地放任他们去打棒球。

　　布什政府近年来曾签署实施一个教育法案，法案规定每个州都要对学生在重要学科方面进行全州范围的测试。对学生成绩良好的学校和教师进行奖励，而对成绩差的学校加以公布并要求整改。几年内未达标的学校，将面临着学生转学、校长及学区总监撤职等一系列惩罚措施。美国教育界的人士指出，这个法案的出台，让崇尚个性发展和从不把分数当回事的美国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教育方法。

　　在哈佛大学工作的翁伟女士也接受了记者采访，她与丈夫在国外生活快20年了，自己的女儿目前在哈佛读书。翁伟认为，不能在学生减负问题上搞一窝蜂、模式化，因为中国也有许多成功的例子。相比起来，有些国外中小学对学生过于放任。翁伟女士当初在加拿大时，为了给孩子找个理想的学校，竟然转过十几所学校，还是感觉管理太松了，孩子的知识基础打不牢，最后不得不花钱补课。

　　在瑞典从事科研的魏女士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她的儿子以前很腼腆，而且面对学习的压力，整天愁眉苦脸。但到瑞典一年后，不仅人变得开朗了，而且还能主动做家务。特别令魏女士欣慰的是，由于瑞典老师的鼓励式教育，她的儿子现在对天文非常感兴趣，因为没有升学、考试等方面的压力，他现在把大部分时间放在了天文馆里，每天都乐呵呵的。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魏女士的看法。来自台湾的陈老师在瑞典中学教书，她就赞成要给孩子压力，让他们从小学会去竞争。陈小姐说，她的女儿刚到瑞典上小学时，老师告诉她，她的女儿是一个数学“天才”，因为这个中国小孩是她所在年级里唯一能从1数到100的人。听了这些话，陈女士想哭的心都有，因为在台湾，数数对于这个年龄的孩子来说是最简单的事。

　　陈老师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而这些人之所以竞争能力很强，就是通过从小参加各种各样的学习和考试锻炼出来的。所以她提出：“既然以前的方式被证明发挥了作用，就说明它还是有保留价值。”

　　不要急着改变

　　如何将应试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一直被看作减负问题的关键之一。对此，纽约福德翰姆大学商学院的欧阳副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不要急着谈变，要先清楚我们有什么，别人有什么，再想如何去转变。近年来，中国素质教育谈论得很多，而美国教育中从未公开涉及过素质教育的主题，但事实上素质教育却无处不在，为什么？一些国人把素质教育翻译成“教育质量”，而实际上应是“品性、品格”，是人一生一世打造的内涵。素质注入到自己的血液中，就如踏实、诚信一样。所谓的基础教育改革就是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改革，这里面的内容很多，但一个重心就是要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欧阳副教授告诉记者，出国之前认为“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是到了美国后，才认识到原来社会需要各个领域的知识和人才。她特别指出，美国的基础教育虽然看似薄弱，但基础阶段学校对孩子综合能力的培养是中国需要特别学习的。因此，她认为国家应该派遣更多的教育工作者来美学习，改革中国的基础教育，使之真正变为素质教育。

　　要把“负担”加在孩子感兴趣的地方

　　瑞典皇家工学院的德奇先生早年曾在中国工作过四年，他的孩子也在那里接受了几年中国式的教育。德奇说，其实拿中国和瑞典比较，两种教育模式各有优劣，比如中国的学生基础知识扎实，瑞典人这方面就差了很多；但瑞典式教育的好处就是，这个孩子如果是某方面的天才，那么一定不会被埋没的，因为他没有考试的压力，也不用去学那些他不感兴趣的东西。所以，德奇先生对中国家长的建议就是，如果能把“负担”加在孩子感兴趣的地方，那么，学生和家长就都不会很辛苦了。

　　瑞典中学教师布洛克说，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把孩子身上的潜质发挥出来，寻找他们的兴趣和特长，并向这些方面进行引导，而不是要用一个模子去复制几乎同样的“考试机器”，那样做就会把孩子的灵性扼杀掉。所以他并不赞成给学生太多的负担，无论是学习课内知识还是培养特长，该让学生“自由地生长”。

　　在日本的华人学者庚欣先生对记者说，1996年，日本原文部大臣有马朗人提出一种‘宽松教育’的思想，重点是要减少教学量，使孩子‘自主提高自身能力’。结果引起日本教育界的一场变革。小学六年级授课量至1998年比10年前砍掉了10%左右。而且尤其注重孩子全面、综合发展，不要‘唯分数论’，更不要只死记硬背，无实际能力。这对中小学教育影响很大。”

　　《联合早报》负责教育新闻的高级执行记者潘星华女士向《环球时报》记者介绍说，近年，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国庆群众大会上针对华文教学提出“少教多学”的教育方针。“少教”就是让教师精心设计教学过程、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使学生在教师的精心引导下，对所学内容产生浓厚的兴趣，主动进行学习和探索，最终达到学懂、学会、举一反三的“多学”目的。▲

    《环球时报》 (2007-03-02 第2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