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小江却发出了另一种感慨。

    小江在大学学的是会计学专业，毕业后幸运地进入了一个不错的单位，可是走上工作岗位后却发现，实际工作跟课本上学的完全不一样：有些账不会做、有些报表看不懂，在学校里花了很大力气学的知识根本派不上用场。

    现在小江不得不报了一个注册会计师培训班，准备从头一点点学起。“人家都是上了大专再升本科，我却是上完本科再补大专。”

    “我们现在的人才培养出现了一个悖论：很多人没事干，很多事没人干。”中国职业教育学会副会长、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兼校长俞仲文说，“这说明我们的高等教育出现了结构性的问题。”薛洪启副院长也持有同样的观点。

    “高等教育已经到了重构版图的时候了。”俞仲文说。

    一条高速路又宽又长 另一条又短又窄

    “合理的高级人才培养结构应该是一个梯形，”薛洪启副院长说，“最上面是研究型人才，这类人才的数量较少但是却拥有较高的科研水平；再往下是工程型技能型人才，其中可以分为高级、中级和初级3个等级，这类人才的数量较多，他们拥有一定的科学理论知识，同时具有较好的动手操作能力，是高级技能型人才。”

    “也就是说，我国的高等教育应该形成两条高速公路。”俞仲文校长说，“一条高速路上跑的是研究型学术型的大学，另一条高速路上跑的是技术类职业类大学”。

    然而，问题恰恰出在这里。

    “我们都在说现在的大学生只会空谈理论，一旦让他们动手就傻眼了。”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的谢乾副院长分析，这是因为大家都在抢着进入研究型大学这条高速路，都在培养研究型的人才，这种定位就使得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只会“纸上谈兵”。

    “从我国现实的情况看，其实并不需要这么多的研究型人才。”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和山西省石油化工学校的校长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我们现在缺少的是高水平的技能型人才，可在高等教育的另一条高速路上，却是另一番景象。

    不少高职院校正在结合市场培养高技能人才，但是却面临着投入不足、毕业生得不到应有的待遇、学校得不到应得的社会声望等困境。

    正如内蒙古大学职业技术学院的董平副书记所说：“虽然从招生人数和院校数量等数字上看，普通高校和高职已经各占半壁江山了，但是从教育资源投入、政府的重视程度上看，高职还远没有达到拥有半壁江山的地位。”

    “高等教育面临的一个结构性问题就是一条高速路又宽又长，另一条高速路又短又窄。”俞仲文说。

    综合性大学不断扩张还在挤占职业教育地盘

    “每年有几百万名大学生毕业，我真为他们的就业发愁。”不少职业院校的校长对于一些研究型大学培养的学生脱离市场需求深表忧虑。

    让这些校长们更加忧虑的是这些大学还在挤占高等职业教育本来就不太宽敞的地盘。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职学校校长说：“现在很多综合大学也在办职业学院、二级学院”，这给独立设置的高职院校带来了一定的冲击。

    “其实，与单一的职业院校相比，这些综合大学的职业学院和二级学院缺少面对市场的灵活性，以及多年积累出的专业性。但是，它们却拥有着职业院校无法抗衡的优势。”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校长介绍。

    “如果摆在一个学生面前的是清华大学办的一所职业院校和我们这所地处边远地区的高职，你说这个孩子会怎么选？”这位校长用这种假设的方式告诉记者，这些二级学院是捆绑着自己身后强大的综合性大学跟独立设置的高职竞争。“再加上这些院校还会用‘专升本’吸引学生，在这种竞争中我们很难有胜出的可能”。

    于是，在本来就不宽敞的高职教育这条高速路上又伸进了一条“粗腿”。

    不少高职院校想挤入另一条高速路

    就在受到来自另一条高速路的研究型高校挤压的同时，一些高职院校本身也拼命要离开自己的高速路，挤到研究型大学的路上去。

    不少高职院校认为自己目前发展较慢，不能得到社会上的普遍认同是因为自己没有像综合类、研究型院校那样有一个“合法的身份”，于是，就要拼命向那条路上钻。

    “其实，目前高职院校自身还处在低水平的规模发展的阶段。”内蒙古大学职业技术学院的董平副书记说。

    董平介绍，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规定，一个地区只能有一所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其他都是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后来随着经济发展政策变化等原因，这一规定取消了，职业教育出现了一个“中职”升“高职”的高峰期，高职院校在数量上有了一个突飞猛进地发展，甚至达到了和普通高校平分天下的局面，但是，与之相对应的质量提高并没有跟上。

    现在又出现了一个“高职”升“本科”的高峰期。虽然不少专家认为这与部分高职院校对自己学校定位和高等教育宏观发展没有清醒的认识有很大关系，但是同时，“这也表明高职院校仍在延续这种低水平的规模扩张”，董平说。

    这种规模的扩张还表现在招生人数的攀比上。

    随着普通高校的扩招，现在一个高考成绩200多分的考生就能被高职院校录取。安徽省一位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开玩笑地说：“即使一个考生什么都不会，只要他在考试中随机选择A、B、C、D，按照概率也能得到200多分了。”

    “这种在招生人数上的盲目攀比，严重影响着高职院校教育质量的提高。”董平说。

    规模的发展与质量水平的提高没有同步，是造成高职院校在高教版图中没有占到应有位置的一个主要原因，对此，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和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技术与经济学院等院校的负责人达成了共识。

    可喜的是，现在已经有不少高职院校正在把提高质量作为自己学校发展的首要任务，这也使得近两年高职院校开始逐渐显示出他们的分量。江苏省张家港职教中心校孙伟宏校长告诉记者，发展校企合作是他们提高质量的拳头产品。在他们的课堂，教室和车间连为一体，学生在校期间就接受了现代企业管理和创新改革气息的熏陶。

    高职教育发展不错的地方都是政策到位的地方

    “与前些年相比，这两年政策和社会舆论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外部环境正在改善，我们这些职教人是看到春天了。”河北省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的石树东副主任说。

    石树东提到的外部环境其实是很多高职院校在发展中遇到的另一个难题。

    董平副书记介绍，今年开学时，他遇到了这样一件事。一位同学拿着录取通知书找到他说不准备上这个学校了，原因是这个同学报考的是为企业培养紧俏人才的专业，这种专业通常是两年学制，而且毕业后通常不再有“续本”的机会。那个同学说：“如果不能续本我就不上了，即便这是一个紧俏专业，毕业后不愁分配”。董平了解到，这位同学现在正在家里复习，准备明年继续参加高考。

    不少高职院校几乎每年都会遇到拿到录取通知书而不来报到的学生。

    无论媒体怎么宣传职业教育的重要性，也无论社会对高级技能型人才如何缺乏，但是在很多家长和学生的观念中，职业教育仍然是他们不得已的选择，高职院校甚至成了不少学生“专升本的跳板”。

    这是高职院校要应对的观念上的困境。

    不少职业院校的校长认为，观念困境的背后其实是政策导向上的偏差。

    “现在高职院校发展不错的地方都是政策到位的地方，”吉林省长春职业技术学院的院长助理明晓辉说，“哪个地方的政府对中央的政策贯彻得比较好，这个地方的职业教育发展就迎来了春天，而那些政策贯彻不利的地方，职业院校就还处在寒冬里。”

    政策的导向作用确实很明显。

    董平副书记仍拿前面提到的学生不报到的事情解释，“高等职业教育就是要培养高水平的技能型人才，教育管理部门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就不要再给这些专业‘专升本’的名额了”，这种政策无形中就是在引导学生：高职是阶段性的教育，接受完高职教育还应该继续接受本科教育。

    “现在政策已经进行了调整”，董平介绍，一些专业已经没有“专升本”的名额了，或者在逐步减少“专升本”名额。这势必会使一些专业暂时失去一些生源，“但是，政策的导向一定要正确。”董平说。

    高职院校的发展不是发一个文件、实施一个举措就能解决的，它需要政府政策、人事薪酬、劳动保障、社会观念以及高职院校自身实力增强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的共同推进。

    只有高职院校有了实质的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的两条高速路才能共同发展，“只有那时才能构建一幅科学、理性的高等教育版图”，俞仲文说。    （本报北京12月17日电 记者 樊未晨）